实事求是：党的思想史研究之魂（一）
对史学研究者来说，最基本的修养之一是要具备史识。如果没有史识，同样不会产生信史。而说到史识，让我不由得联想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认知。
梁启超认为，与传统史学相比较，“新史学”之“新”，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“史学之魂”——史识的注入。他说，“史学之客体，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；其主体，则作史、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。有客观而无主观，则其史有魄无魂，谓之非史焉可也。”关于魂魄之别，据《左传?昭公七年》：“人生始化曰一。既生魄，阳曰魂”。古人把魄看作是阴神，魂是阳神；魄是先天的，随形而生，魂是后天的，随气而生；魄为附形之灵，魂为附气之神。就我的理解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，神则特指思想的境界。
梁启超用中国传统语言一语道破了新史学之本质，使人茅塞顿开。沿此思路，我进一步想到，他的话毕竟还是对一般史学而言，具体到思想史研究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，就更需要寻找其主导之魂。那么，这种随气而生的理性之“魂”的史识究竟体现在哪里呢？假如不是泛泛而论，对它又应如何加以概括和表述呢？在我看来，这无疑应当从中国史学传统中去发掘，它本身应当具有珍贵的精神价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，且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。基于这一认知取向，我认为，“实事求是”便是这“魂”的最为确切的表征。
“实事求是”的内涵
围绕着在研究中遇到的疑难，本文首先要对“实事求是”做一学理的还原。对于“实事求是”这一术语，从表面上看，时下学人乃至世人似乎已是耳熟能详了。其实，我倒并不以为然，想特别指出的是：时至今日，人们恐怕并没有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它的历史涵义和学理涵义。无须讳言，中国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，都与背离“实事求是”而失魂有关。相反，在总结和反思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时，却并没有真正把“实事求是”放到史学之魂的精神高度加以充分认知，掘其精奥。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，学术界也没有能自觉地对“实事求是”的本义和引申义、学理意义与政治意义做出必要的定义，给予明确的区分，以至于混淆了其本义。如此一来，在错综复杂的史学研究中迷失方向便难以避免。更有甚者，在现实生活中，“实事求是”往往被赋予了特有的实际意义，被庸俗化了，而这种庸俗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和制约学术研究。因此，深刻审视“实事求是”的精神价值，为“实事求是”正名，的确是当今深化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。
作为中国史学认识论的根基，“实事求是”乃由东汉史学家班固首倡。班固（公元32——92年），字孟坚，陕西扶风人，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，博览群书，“九流百家之言，无不穷究”。在编撰《汉书》时，班固为河间献王刘德（汉景帝之子）立传，赞其收集古籍、明知深察的治学精神可佳，称其美德为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，信其必“留其真”于世。
在班固眼中，刘德对中国古典文化力求精深义达，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，才从中去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。因此，要全面理解“实事求是”，首先是不能离开“好古”的前提。“好古”（注意，不是“厚古”）就是要善待、尊重历史事实和历史传承，不允许随意歪曲、篡改历史事实，割断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。这里有必要记住：在这方面，历史上确实留着惨痛的教训。
应该说，班固所言“实事求是”，从文字学和语源学的角度解析，其本义则有特定的含义。从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中可知：“實，富也。”由贯会意。而“富，備也。”即指富裕。“事”与“史”同列于史部（该部首内仅此二字，说明两者意义相类）。释为，“事，职也（“职，记微也，识常也。”）。”“史，记事者也。”至于“是，直也”。《说文解字注》又做进一步的解释：“以日为正则曰是”，“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”。显然，着眼于史学逻辑，从对字义的训诂更凸显出“事”的历史性和丰富性。在此特定意义上，实事求是基本可以等同于实史求是，后者又是前者的延长。离开丰富多彩的事物本身，离开对事的详细历史记载，完全不可能最终求得正确的结论。我想，班固的本义亦在于此。文字的解析，也是历史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章太炎当年就将小学视为历史研究的基础。他特别告诫从学者：“要之，白话中藏古语甚多，如小学不通，白话如何能好？”针对于“实事求是”的理解，这实在是至理名言！
需要指出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，东汉史学家着意强调“修学好古”、“实事求是”绝非偶然的心血来潮，它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根源。自秦统一以来，无论是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，还是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都是专制主义政治对古代思想文化的莫大摧残，其恶果在于，从根本上模糊了真实的历史事实，从而使后世忘却民族完整的历史。汉代知识分子格外尊重历史（还有司马迁作《史记》亦可为证，他立志创出“实录”，留下信史。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），力图倾全力挽救业已惨遭灭绝的古代文化学术，当然要力行“实事求是”，并努力使之成为整个学界不可逆转的学风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实事求是”体现着中国文化学术的生命力所在，反映了中国学术史发展之必然。
汉代以后，宋明理学（道学）在学术界执牛耳，为矫正其偏，清代学界倡扬小学、朴学，针锋相对地提出具有唯物特征的基本理念——“理在事中”，与“实事求是”相得益彰，使得汉清两代学术得以有机融合。有清一代学者专注于考据，促使“实事求是”之学风再度流行，他们更注重尊重和依据事实，须臾不离古书的本义。到了清末，国故学之集大成者章太炎引领风气之先，更明确表示“治经专尚古文”，本治小学，“非为慕古，亦欲使雅言故训，复用于常文”。他明确将自己的学术宗旨归于“趣在实事求是，非致用之术”（《官制索隐》，此言容易引起歧义。太炎先生并不完全否定“致用”。这是需要格外留意的）。他坦言：清代学术中，姓氏、刑法、食货、乐律之学，无一不见衰微。“此皆实事求是之学，不能以空言乱者，既尚考证，而置此弗道乎？”其实，在学术发展过程中，不仅需要审视“实事求是”之学，而且更要珍视为学的“实事求是”，太炎先生敢于公开申明“趣在实事求是”，更显现其学术志向的洒脱与精神境界的高尚，与西方学术为知而知的学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