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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事求是:党的思想史研究之魂(一)

发文单位:     发布时间:2010/11/16 8:32:53     

实事求是:党的思想史研究之魂(一)

       对史学研究者来说,最基本的修养之一是要具备史识。如果没有史识,同样不会产生信史。而说到史识,让我不由得联想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认知。
  梁启超认为,与传统史学相比较,“新史学”之“新”,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“史学之魂”——史识的注入。他说,“史学之客体,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;其主体,则作史、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。有客观而无主观,则其史有魄无魂,谓之非史焉可也。”关于魂魄之别,据《左传?昭公七年》:“人生始化曰一。既生魄,阳曰魂”。古人把魄看作是阴神,魂是阳神;魄是先天的,随形而生,魂是后天的,随气而生;魄为附形之灵,魂为附气之神。就我的理解,在中国古代文化中,神则特指思想的境界。
  梁启超用中国传统语言一语道破了新史学之本质,使人茅塞顿开。沿此思路,我进一步想到,他的话毕竟还是对一般史学而言,具体到思想史研究,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,就更需要寻找其主导之魂。那么,这种随气而生的理性之“魂”的史识究竟体现在哪里呢?假如不是泛泛而论,对它又应如何加以概括和表述呢?在我看来,这无疑应当从中国史学传统中去发掘,它本身应当具有珍贵的精神价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,且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。基于这一认知取向,我认为,“实事求是”便是这“魂”的最为确切的表征。
  “实事求是”的内涵
  围绕着在研究中遇到的疑难,本文首先要对“实事求是”做一学理的还原。对于“实事求是”这一术语,从表面上看,时下学人乃至世人似乎已是耳熟能详了。其实,我倒并不以为然,想特别指出的是:时至今日,人们恐怕并没有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它的历史涵义和学理涵义。无须讳言,中国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,都与背离“实事求是”而失魂有关。相反,在总结和反思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时,却并没有真正把“实事求是”放到史学之魂的精神高度加以充分认知,掘其精奥。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,学术界也没有能自觉地对“实事求是”的本义和引申义、学理意义与政治意义做出必要的定义,给予明确的区分,以至于混淆了其本义。如此一来,在错综复杂的史学研究中迷失方向便难以避免。更有甚者,在现实生活中,“实事求是”往往被赋予了特有的实际意义,被庸俗化了,而这种庸俗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和制约学术研究。因此,深刻审视“实事求是”的精神价值,为“实事求是”正名,的确是当今深化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。
  作为中国史学认识论的根基,“实事求是”乃由东汉史学家班固首倡。班固(公元32——92年),字孟坚,陕西扶风人,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,博览群书,“九流百家之言,无不穷究”。在编撰《汉书》时,班固为河间献王刘德(汉景帝之子)立传,赞其收集古籍、明知深察的治学精神可佳,称其美德为“修学好古,实事求是”,信其必“留其真”于世。
  在班固眼中,刘德对中国古典文化力求精深义达,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,才从中去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。因此,要全面理解“实事求是”,首先是不能离开“好古”的前提。“好古”(注意,不是“厚古”)就是要善待、尊重历史事实和历史传承,不允许随意歪曲、篡改历史事实,割断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。这里有必要记住:在这方面,历史上确实留着惨痛的教训。
  应该说,班固所言“实事求是”,从文字学和语源学的角度解析,其本义则有特定的含义。从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中可知:“實,富也。”由贯会意。而“富,備也。”即指富裕。“事”与“史”同列于史部(该部首内仅此二字,说明两者意义相类)。释为,“事,职也(“职,记微也,识常也。”)。”“史,记事者也。”至于“是,直也”。《说文解字注》又做进一步的解释:“以日为正则曰是”,“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”。显然,着眼于史学逻辑,从对字义的训诂更凸显出“事”的历史性和丰富性。在此特定意义上,实事求是基本可以等同于实史求是,后者又是前者的延长。离开丰富多彩的事物本身,离开对事的详细历史记载,完全不可能最终求得正确的结论。我想,班固的本义亦在于此。文字的解析,也是历史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章太炎当年就将小学视为历史研究的基础。他特别告诫从学者:“要之,白话中藏古语甚多,如小学不通,白话如何能好?”针对于“实事求是”的理解,这实在是至理名言!
  需要指出,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,东汉史学家着意强调“修学好古”、“实事求是”绝非偶然的心血来潮,它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根源。自秦统一以来,无论是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,还是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都是专制主义政治对古代思想文化的莫大摧残,其恶果在于,从根本上模糊了真实的历史事实,从而使后世忘却民族完整的历史。汉代知识分子格外尊重历史(还有司马迁作《史记》亦可为证,他立志创出“实录”,留下信史。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),力图倾全力挽救业已惨遭灭绝的古代文化学术,当然要力行“实事求是”,并努力使之成为整个学界不可逆转的学风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“实事求是”体现着中国文化学术的生命力所在,反映了中国学术史发展之必然。
  汉代以后,宋明理学(道学)在学术界执牛耳,为矫正其偏,清代学界倡扬小学、朴学,针锋相对地提出具有唯物特征的基本理念——“理在事中”,与“实事求是”相得益彰,使得汉清两代学术得以有机融合。有清一代学者专注于考据,促使“实事求是”之学风再度流行,他们更注重尊重和依据事实,须臾不离古书的本义。到了清末,国故学之集大成者章太炎引领风气之先,更明确表示“治经专尚古文”,本治小学,“非为慕古,亦欲使雅言故训,复用于常文”。他明确将自己的学术宗旨归于“趣在实事求是,非致用之术”(《官制索隐》,此言容易引起歧义。太炎先生并不完全否定“致用”。这是需要格外留意的)。他坦言:清代学术中,姓氏、刑法、食货、乐律之学,无一不见衰微。“此皆实事求是之学,不能以空言乱者,既尚考证,而置此弗道乎?”其实,在学术发展过程中,不仅需要审视“实事求是”之学,而且更要珍视为学的“实事求是”,太炎先生敢于公开申明“趣在实事求是”,更显现其学术志向的洒脱与精神境界的高尚,与西方学术为知而知的学统有异曲同工之妙,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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